南方周末：作为曾经的丹麦首相、社会民主党领袖，你为何在告别政治舞台后选择加入救助儿童会？

Helle:我从政二十多年，非常有幸能够尽我所能服务丹麦人民，现在也是在进行服务，只不过对象变成了全球儿童。一直以来，我都非常重视和倡导儿童的权利，也在为之进行奋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一些反对校园欺凌的活动。救助儿童会在丹麦非常著名，所以当他们向我发出了邀请，让我有机会为全球儿童服务，这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我感到非常荣幸，能为全球儿童代言，从儿童的视角探讨儿童的问题，在公众辩论中加入儿童的声音。

南方周末：你这次来中国跟教育部、公安部等部委官员都聊了哪些话题？

Helle:国际社会和救助儿童会都关注中国政府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我也亲耳听到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谈到了这部分内容，因此，我在和贵国政府代表会谈时说，我们在中国开展工作是想服务中国人民和中国儿童，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并将中国的良好实践和成功经验介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我觉得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3月23日上午我就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参加了主题为“为了世界儿童健康的明天——中国网络助力儿童健康发展”的高端对话会。在中国，救助儿童会与包括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内的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儿童常见病、新生儿健康、儿童营养母乳喂养等领域开展了多年合作，将国际上的先进医疗理念引入中国，为包括偏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广大妇女儿童群体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我也介绍了我们与司法机关进行的合作，希望能够关怀在司法程序之中的青少年。我们希望持续在中国为儿童提供帮助和服务，2016年，救助儿童会在中国的各项工作惠及了近50万的儿童。

南方周末：你觉得中国儿童现状怎么样？

Helle: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就使得成百万的儿童摆脱贫困、接受教育和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这在世界范围内总体来看还远未充分实现，这是中国人民可以引以为豪的，也使得中国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从a点迈到b点，这让我们很钦佩，同时，我们也对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了更大的期许。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肯定会有一些不同于欧洲的问题，比如还有数目不小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城乡儿童的境况差距大，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严重等，这些是中国下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在救助儿童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也体会到各个国家都存在不公平的问题，都需要解决。不管是肯尼亚、瑞典还是中国，都会有一些儿童难以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他们遭受贫苦，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甚至没有未来发展的机会。救助儿童会在中国已经工作近30年，理念就是不管在哪个国家，都希望能帮到那些落在后面的儿童，让他们都能够摆脱贫困，获得优质的教育，拥有健康，免于任何形式的伤害。

另外，我也想向全世界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讲人类2030年要登上火星，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解决极端贫困？我认为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前几天有人讲，要结束极端贫困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速度一定要加快，我对中国满怀希望，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可以让几亿人从贫困中摆脱出去。

南方周末：救助儿童会已经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在中国会有不同吗？

Helle:在我们开展工作的国家里，各个国家的国情都是很不一样的。会面临譬如项目开展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较弱，又或者是找不到专业的合作伙伴的情况。但在中国做事情很不一样，中国政府目标非常清晰，做事情有条不紊，很成系统，这都是好的方面。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问题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个让我们的工作很有趣，又很有挑战。

2017年3月26日，托宁－施密特一行来到云南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那哈村的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参观，与当地的孩子一起跳起哈尼族的舞蹈。（救助儿童会（国际）供图/图）

南方周末：救助儿童会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香港开展项目，1980年代转向内地，在中国扎根发展二十多年中，战略目标和发展重点进行了哪些调整？

Helle:中国发展变化日新月异，很多方面都会让人有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救助儿童会的关注重点一直是弱势儿童，为中国政府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一方面，我们会对政策修改提供一些建议。例如，我们对1994年的《残疾人教育条例》的修订作出了贡献，刚刚通过的修订条例对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帮助落实与儿童有关的重大政策。例如，帮助云南沧源偏远农村的地方政府推进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儿童疾病综合管理”，帮助一线卫生工作者更好地诊断和治疗儿童常见病。在与当地卫生部门合作几年后，项目中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从千分之三大幅度下降到千分之一。目前，我们正在分析可能影响儿童的新趋势，如城市化，并将不断调整干预措施，确保在中国没有孩子被遗忘。

南方周末：与中国本土的儿童公益组织相比，救助儿童会的优势和特长在哪里？

Helle:我们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每年帮助超过6000万的儿童，我们的工作既包括发展的工作，也有人道主义的工作，而且40%的孩子都是在紧急状况下获得救助，这方面我们的经验非常丰富。另外，我们有近百年的工作历史和覆盖全球的专家团队，见过很多事情，因此我们也能够适应不同国家文化和政府体制，为他们提供创新型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我们有非常成熟完善的运转体系。资金管理方面，我们可以确保每一分善款都清晰透明，我们也有一系列政策和机制来防止欺诈；人才管理方面，我们有一个绩效管理制度，以确保员工可以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此外，我们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确保我们每天在业务中互动的孩子们的安全。

我们非常乐意与本土组织分享这些良好做法，并在需要时提供能力建设。如果他们有兴趣，我们也很乐意分享我们良好的国际融资做法。

南方周末：救助儿童会在中国的工作重点对象为贫困和残障儿童，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Helle:虽然中国在改善儿童福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残障儿童被忽视了。根据中国残联的统计，中国只有72％的6至14岁残障儿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而同年龄组的正常儿童受教育率接近100％。

救助儿童会于1988年在安徽中部开始推行全纳教育。自2012年以来，我们在四川、云南、新疆等省区进行了试点，那里的教师已具备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为残疾儿童设计了个性化学习计划，资源教室也针对残障儿童的特殊需求，为他们配备了辅助教具。目前，这些试点项目已经取得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受到这一成功的启发，地方政府合作伙伴也将对全纳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合作伙伴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多年合作信任的基础上，我们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真正问题，为当地儿童提供了优质的服务。

南方周末：2017年3月，救助儿童会发布了《全纳（融合）教育形式分析及政策倡导趋势研究报告》，在政策倡导这块，你们还做了哪些工作？效果如何？

Helle:我们取得很大成就的另一个领域是少年司法。我们的盘龙司法项目（昆明）于2002年在中国启动了中国第一个未成年人司法分流试点项目。该项目探索并本土化“合适成年人制度”，推动多部门合作及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确保了触法未成年人得到保护，并且促进他们回归社会。项目的经验被吸收到2012年你们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其中的未成年人专门章节确定了合适成年人做法和社会调查制度。

南方周末：目前，中国真正走出去的NGO还不多，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Helle:我们已经与一些有兴趣“走出去”的中国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研究项目，了解中国的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意愿、资源和能力方面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关政策的不足。我们还实施两个能力建设项目，分别帮助国内从事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的社会组织提升海外救灾能力，以及帮助国内的儿童公益机构提升专业性，在工作中更好地保护和提升儿童权利，避免对儿童的伤害。此外，救助儿童会还积极推动中国的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多边对话平台的政策倡导。2016年我们与中国的社会组织代表一起，参加了在青岛召开的二十国集团民间社会会议。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13条政策建议被采纳，并体现在《二十国集团民间社会会议公报》中。